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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住村官权力 村务让村民话事

发布时间:2019-06-07 07:0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都说“村官不是官(不属公务员范畴)”,但手中权力却不小,有的村官群体正成为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重灾区。

  广州市纪委在全市农村开展廉情预警防控工作,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全市村官出国(境)证照上缴统一保管,农村“三资”交易上平台……这些措施在规范村官权力运行的同时,也让村民真正成为自治的主体,一些村更是探索出基层治理新模式。

  连日来,记者深入走访广州天河、番禺、黄埔、增城、花都、荔湾等多个区的农村,感受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基层治理新貌。

  在全国首开先河,对村官出入境证照进行统一上交集中管理的,是广州市天河区。2013年1月,天河区纪委的一纸通知,让石牌三骏企业集团董事长池锦玲有些意外,“这是把村官当处级干部管呢”。作为该村改制公司(经济联社)的一把手,池锦玲率先上交了证照,其余几位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也很快上交。

  “随着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快速发展,村官掌控的经济体量不断增长,如果不对他们出国(境)进行管理,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天河区纪委宣教调研室主任莫滔在介绍相关规定出台背景时透露,据保守估计,天河区25个村目前的“三资”价值超过200多亿元。而此前猎德村“一把手”出境“就医”,长期“失踪”后在加拿大申请辞职;冼村“一把手”外逃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天河区在规范村官出国(境)请假管理方面率先做出探索。

  2013年底,在充分借鉴了天河等区县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市纪委联合市委组织部等多个部门正式出台管理意见,明确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证照实行统一保管,广州全市共1144个村“两委”主要领导干部逾2千人纳入该项制度监管范围。相关管理意见的出台填补了目前国内“村官”出国(境)管理规定的空白,有助于打破目前“村官”出国(境)管理难的困局。

  “公费私费,探亲戚还是朋友,谁接待你,住哪个酒店,行程怎么安排,去申请时要填六七项内容,了解得很细。”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志生说,自从证照上缴统一管理后,他还没有出境探过亲。

  在东环街,有海外亲戚朋友的村官不在少数,尽管出境手续比以前复杂,提前一个月申请的都顺利获批。苏志生说,“以前认为‘村官不是官’,现在护照、通行证都上交了,对村官有很强的约束力,也体现了对村官管理的一种重视”。

  “目前,全区25个村改制公司共223名村官上交了证照,其中,护照185本,港澳通行证180个,台湾通行证53个,均由区委组织部实行专柜统一管理。”莫滔说,“下一步,我们准备出台一个责任追究的文件,” 对村官出现问题的街道追究责任,同时将继续扩大管理范围,部分村下面的经济联社干部也要求上交证照管理。

  证照统一保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官腐败问题,如何让村民有效监督村官的权力运行过程,才是关键。

  2008年以前,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是个远近闻名的“问题村”,村民对当时的村两委干部极度不信任。为此,上级还专派工作组调查一个月,时任村长、书记均被停职。然而,该村现在的上访记录为零,巨大的转变得益于村务监督委员会。

  东环街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石志伟对记者坦陈,“村监委成立之初,确实存在不太敢监督的情况”。面对困局,东环街党工委、纪工委力挺甘棠村监委会。

  “村民的利益大过天”,甘棠村监委会主任苏志彬告诉记者,村里一家电镀厂离住宅区仅30米远,对周围空气、水源等都造成巨大污染,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活,大家怨声载道。去年8月该厂的合同快要到期,村监委会坚决不同意续租,“当时招租不景气,然而大家的健康更无价”,最终使这家污染厂迁出甘棠村。

  监委会不时会令村干部变成“大头佛”(粤语,形容给人带来很多麻烦事),但换来的却是“一年多来,甘棠村干部实现零违法违纪”,“村民年分红从2008年的不到500元到现在每年1万多元”。

  望着远处村民参与投资1亿多元正在兴建的大型商业体,番禺区东环街甘棠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志生感慨不已,“以前村民是不能、不给、不让村里投资,村里一有钱就分光,这两年是主动申请去投资”,“监委会能够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我们做起事来更大胆,更安心。”苏志生透露,东环天地建成后,三年内可使村民收入翻番,5年内实现收入三倍增长。截至2014年8月底,广州1142个行政村均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100%覆盖。

  在萝岗区九龙镇凤尾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办公室内,摆放着一个特殊的铁柜。打开柜门,里面又排着着十几个上着锁的抽屉,各村委会、经济社的公章、印章就放在对应的抽屉里。

  凤尾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郭坤棠告诉记者,柜门的钥匙由村监委会掌管,里面抽屉的钥匙则由村委、各经济社掌管。村里和经济社需要盖章的事务,必须先填表申请,经监委会认定符合相关程序和规范,才能开门取章。

  “‘公章挂在村干部的裤腰带上’是农村一个普遍问题。村干部手握公章,谁跟他关系好就随时给谁盖,村民的利益毫无保障。”镇纪委书记余银星说,现在行不通了,公章全部收归村监委会,专柜保管。两把钥匙管一个章,这一特色做法目前已在九龙镇28个行政村全面推广。

  余银星曾在萝岗区检察院工作过几年,经他手查办的九龙镇的案件中,约八成是村社干部违纪违法。据他介绍,前两年,一条新建高速路经过九龙镇的六条村,因征地拆迁6条村村干部全出现贪污受贿。于是,2011年着手在各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郭坤棠说,“看住村里的‘钱袋子’是他们的履职重点。”据统计,2012年廉情预警工作启动以来,九龙镇反映村社干部问题的信访件及各村的村务开支每年以15%~20%的速度下降。

  据悉,广州市去年制定了市级村务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在全市1144个行政村全面启动监督委员会选举,通过完善农村监督制度,防止“村官”大权独揽。

  石滩镇下围村是原增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所在地,是原增城市改革开放的前沿之一。由于缺乏科学民主管理,以征地拆迁、物业出租及工程建设为核心的村务财务管理混乱,引发了下围村长达20年的干群紧张关系和局面。

  然而,近一两年来,下围村风清气正,发展加快,村容变美,来考察调研的人一拨接一拨。昔日从让人头疼的“问题村”摇身蝶变成“广州文明示范村”,在这场的突围背后,实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的“村民议事厅”功不可没。

  在下围村村委会二楼,记者看到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大阶梯会议室,主持人席、代表席、列席席、旁听席及专设发言席划分清晰,前方摆着两台用来演示幻灯片的大屏幕电视,后方墙上张贴着《石滩镇下围村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十分醒目。记者看到,村庄建设规划、村集体竞技项目承包方案、大额资金使用,村公益事业的筹资方案,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议事内容涵盖了村中大小七方面事务。

  最精彩的是议事环节,年轻的下围村村委会主任郭庆东介绍,对于公示后无异议的议题,村民代表悉数来到议事厅,先用大屏幕演示议题,代表再逐个发言,有不同意见的可公开辩论。经过充分协商后,再由69名村民投票表决。表决通过,就按方案执行。

  下围村村委旁边,一座名为“清水湖”的休闲公园正在紧张施工中。增城区石滩镇党委书记潘小航欣喜地告诉记者,这里将要打造成一个休闲度假区,吸引东莞石龙、石碣等周边的群众前来消费,成为下围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说起“清水湖”议题,郭庆东长舒了一口气,这曾经是他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清水湖”项目原有100亩水面,200多亩陆地面积,属于未分配的宅基地。看到村干部的亲戚私自圈地,在上面建起作坊、窝棚、猪圈,村民纷纷效仿,很快土地被大家蚕食完毕。多年来,这块公家的地一直受到各利益方的抵制,无法收回规划利用。该议题上了“村民议事厅”后,绝大多数村民代表同意不做任何补偿地拆除改造,一位坚决投反对票的村民也在儿子的多次说服下同意了方案。

  “之前做过估算,要花2000多万元都不一定能搞掂的事情,最后只用了一个月,花了近10万元”,郭庆东直言,当时压力很大,结果也没想到,“清水湖”议题成为村民议事厅的经典案例。

  不到一年时间,下围村的历史遗留问题通过“村民议事厅”一一解决。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闲置达20年的东江酒店、天丰酒店、海龙商贸城等项目经整体收回和重新出租给发展商建设沙庄商贸中心,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加50多万元的租金收入。201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从此前的390万元迅速提升到72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增加了800多元。

  “‘村民议事厅’不仅是一个议事场所,更是一套彼此配套,有序运转的制度、规则、程序。”石滩镇党委书记潘小航介绍,据统计,去年下围村共召开村民代表会议16次,对34个议题进行了民主商议,表决通过事项33项,否决事项1项(不同意出售原商贸城烂尾楼,只同意出租)。下围村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目前,“民主议事厅”的下围模式在全区推广,增城区284个行政村已建成115个“村民议事厅”,石滩镇就达10个。村民郭福油说:“有了村民议事厅,所有的村务财务都摆上了村民代表议事平台讨论,彻底公开透明,村干部也没了‘暗箱’操作的空间,我们对村干部的信任多了”。

  谈起农村“三资”监管交易电子平台的启用及阳光竞价交易给村里带来的巨大变化,荔湾区茶滘街葵蓬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社长黎炽江连连称“好”。他告诉记者,之前,村里的物业出租处于无序状态,租给谁、租金多少,基本是村干部说了算,随意性很强。

  2013年9月,葵蓬经联社成为茶滘街的试点之一,推开经济联社集体“三资”监管工作,尝试推行“三资”阳光竞价交易。此举促进了联社“三资”增值,村民收益增加,受到了经联社上下的支持和称赞。

  2013年底至2015年6月24日,葵蓬经联社发起206宗交易,成功完成121宗交易。黎炽江兴奋地说“2008年之前,全村每位村民每年分红才3千多元,2014年已经增长至1.6万元,我的任内有望达到2.5~3万元。” 而在花都区,“三资”交易上平台前,该区新华街田美村的“三资”交易操作已经基本与“管理办法”的要求相差无几。

  田美村党总支部委员、村社集体资产管理及统筹专员杜金桃向记者介绍,每个经济合作社有了到期物业,都先由几个生产队长讨论做新的出租方案;再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开会表决,确认项目的价格、交易时间等;最后召开户代表会议最终拍板,80%以上的户代表举手同意才算通过。然而实际每次会议的通过率都超过9成,村社干部在户代表会议上只负责解释方案。户代表会议通过后,就是立项、做资料、审验各种证照等相关资料,组织招投标。

  “我们每一场户代表会议全程都在视频监控录像下进行”,田美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钢多说:“这对投资者、村干部都是一种保护。”对于每一宗“三资”交易的户代表会议均进行录音、录像,每位户代表的表决情况都被清楚记录下来。

  自2013年4月至今,全区四街六镇均已建设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中心,已累计完成资产交易1912宗,交易底价15600.7万元/年,中标成交价18331.5万元/年,增值率达17.50%。

  田美村的不少村民都到位于新华街的“三资”交易中心见证过“三资”交易公开招投标,村民毕燕兰说:“交易信息在经济合作社的宣传栏公示,村民对‘家底’更了解;交易信息上了电子平台,知道的人更多,来投标的人更多,成交价格就会更高,最终村民的收入就更多。”

  葵蓬经联社的村民代表叶伟权则告诉记者,以前大部分交易什么时候交易、怎么交易、交易结果如何都不知情,现在通过“三资”交易平台公开招投标操作,所有流程都十分清晰。

  “‘三资’交易平台的使用令‘干部安心,村民放心’”,刘钢多说,交易平台使用前,个别村民对村干部在村集体“三资”监管及交易方面存有误解,上访时有发生,对村干部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自从“三资”交易统一在交易中心公开招投标操作后,一方面,村干部做事有了政府的把关,对村干部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村民认为交易过程、结果更加公开,也使他们更加放心。2014年至今,田美村的“三资”交易实现零上访。

  随着农村“三资”监管交易电子平台的启用及阳光竞价交易的实施,黎炽江的工作也发生明显变化,“以前是酒楼谈,现在是办公室谈,应酬减少很多,工作轻松了,思想压力小了。”

  广州现有1.3万多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超过1000亿元。目前,全市已建成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平台166个,镇街平台交易覆盖率达到了95.38%,集体资产交易平台交易总额突破305.91亿元。

  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蔡鹏浩指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和资金监管逐步规范,资产收益显著提升,有效压缩了村社干部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遏制了基层腐败。

  2013年底,市纪委联合多个部门正式出台管理意见,明确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境)证照实行统一保管。

  广州共1144个村“两委”主要领导干部逾2000人纳入该项制度监管范围。

  广州1144个行政村均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100%覆盖,通过完善农村监督制度,防止“村官”大权独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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